一笔一画，一词一句，纸短情长。80封书信组成了“杯有光——《夜光杯》创刊80周年名家书信展”，这些书信多选自时任新民晚报《夜光杯》编辑的沈毓刚、吴承惠、严建平与作者之间的往来信函。这些书信，不过只是当年《夜光杯》编辑与文化界、知识界人士书信往来的一小部分，却让人感受到编辑与作者之间的“鱼水深情”和志同道合。
展览现场
沈毓刚自新民晚报复刊后就开始主管《夜光杯》，他和赵超构社长都是巴金先生的朋友。1988年，巴金在写完五卷《随想录》后，因身体原因流露出搁笔的念头。沈毓刚得知后，想写一篇书信体文章，劝巴老不要搁笔。但他又怕给老人增添压力，便先写信征求巴金的意见。巴老很快回信了，这封写于1988年的信，也成为此次展览中的珍贵展品。
巴金的来信 李铭珅 摄
巴金在信中写道：“信都收到。谢谢您告诉我那些事情，我应当写封较长的回信，我有不少的话想说，但是我没有条件从容地在书桌前坐一两个小时，写完一封不长的信，我的确是一个病废的人。我担心过一两年我也许会离不了轮椅，或者就躺在床上起不来。这不要紧，要紧的是搁笔。像我这样一个人，一旦放下笔，那就什么都完了。使我苦恼的就是这件事。为了安慰自己，我就这样决定：反正笔在我手边，搁不搁笔我自己说了算。所以您那篇文章尽管写下去，不必征求我的同意。只要不说假话，我就拥护。倘使多说几句真话，那么子孙后代都会感激。写吧，给后人多留几句真话吧。我们都有责任。”
收到巴老的回信后，沈毓刚立刻写下了《李先生，您的笔搁得下来吗？》一文。文章结尾他写道：“您要搁笔吗？我说，您无法搁下来，笔在您手中您却无法扔掉它来安度晚年。您必定会写。”这不仅是沈毓刚个人的心声，更是无数读者的共同心愿。后来巴金虽然写得少了，却终究没有就此搁笔。
吴承惠（右）与吴祖光 照片由严建平提供
新民晚报复刊后，《夜光杯》版面的第一任负责人是吴承惠。他坚持兼收并蓄、雅俗共赏的风格，编辑工作之余，以“秦绿枝”为笔名开设了“休息时断想”“不拘小记”等随笔专栏。吴承惠将自己多年积累的编辑经验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编辑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：对有个性、有特点的成熟作者，尽量少改。
新凤霞便是一个典型例子。她从小学艺，没进过学堂，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扫盲学文化，因此写文章像说大白话，但她经历丰富，满腹故事，内容生动鲜活。吴承惠认为，如果按照严格的语文规范去修改，文章倒是文通句顺了，但那就不是新凤霞了。因此，对新凤霞的文章要少改甚至不改，保持她独有的风格，读者看得明白就可以了。此次展览中，就有一封来自新凤霞的信，还有她丈夫吴祖光的书信。
吴承惠与吴祖光新凤霞夫妇结下了深厚友谊，彼此了解颇深。1996年，《夜光杯》创刊50周年之际，吴承惠对前来参加庆典的吴祖光说，你家凤霞培养了那么多小保姆（新凤霞家小保姆常换，来了就培养小保姆学文化，待进步了就介绍她去社会上参加工作），是不是请她写一组“我家小保姆”。吴祖光回去说了，新凤霞果然写来一组“我家服务员”，称服务员而不称保姆，这是新凤霞对她们的尊重。
展览现场 李铭珅 摄
与吴承惠交情甚笃的文艺界名家还有很多。有一次，当时还是年轻编辑的严建平至吴承惠家中取稿件，发现两位在座的客人十分面熟。其中一位女军人正是电影艺术家王晓棠，另一位在她身边的是她丈夫、京剧大师言菊朋之子言小朋。吴承惠始终保持着老报人的低调务实，从不炫耀，也从来不说“我的朋友某某某”，但他总能约到别人约不到的稿子，这也潜移默化影响着《夜光杯》的青年编辑。
沈毓刚从岗位上退下来后，依然牵挂着那些复刊初期进报社的青年编辑。1996年3月，有人向沈毓刚反映，说《夜光杯》编辑对来稿处理不够用心。沈毓刚当即给严建平写了一封长信。他在信中回顾了自己年轻时投稿受到柯灵、唐弢等前辈帮助的经历，写道：“我与他们只是投稿者与编辑的关系，没有其他。”他语重心长地说，《夜光杯》对投稿者应更多一些爱护和热情，发现一些人才。这些话让后来成为《夜光杯》掌门人的严建平至今难以忘怀。
一封封书信，串起了编辑与作者之间的真挚情谊，也见证了《夜光杯》几代编辑的文化坚守与人文关怀。在笔墨方寸之间，那份彼此尊重、相互成就的精神，至今依然温暖如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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